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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汉思:求索宗教和平之路
来源: www.chinareligion.cn 日期: 2010/1/7 16:05:43 作者:
  【编者按】孔汉思(Hans Kung,又译汉斯·昆)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伦理学家,普遍伦理学创导者。曾经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最年轻的神学顾问,大力倡导开放包容的神学思想。起草了1993年10月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上通过的《全球伦理宣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多次访问中国,特别尊崇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及中国传统的佛教和道教中所包含的伦理思想。1995年发起成立“世界伦理基金会”,向全世界推广“世界伦理”理念。
      2009年10月底,第二届国际汉学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会议期间,本刊特约记者刘金光采访了应邀参加大会的孔汉思博士。 
      刘: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您就一直致力于对不同的哲学、文学等思潮和当今世界的不同宗教之间进行对话的研究。如今20多年过去了,您觉得您所倡导的宗教对话给宗教的和平乃至世界的和平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孔:过去20年里整个世界包括中国在跨宗教的对话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尽管存在许多困难,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积极的成果。我可以提供给中国宗教杂志的读者一些重要的数据: 
1989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世界宗教、人权和世界和平”论坛,全世界各个宗教的代表被邀请参加此次论坛。我的著作《基督教和世界宗教》(1984)推动了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之间的对话,我为此主笔写了一篇文章作为这场对话的导论。之后我以“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不可能有世界和平”为内容重写了这本书的后记。这比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写作《文明的冲突》早了整整10年。我在巴黎与会期间就已经注意到,中国宗教界代表对宗教之间的对话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 
      1990年2月,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我被邀请做一个重要的演讲,题目为“为了人类长存我们为何需要一个全球性的道德伦理标准?”许多来自经济界、政界和学术界的重要人士聚集一堂,同时也有来自亚洲国家的重要群体参会。
      1990年5月,我的一本有关“世界伦理项目”的著作得以出版。这本书是我在巴黎和达沃斯两次会议的基础上写作而成的。我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共鸣,即“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民族间的和平。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间的和平。没有全球伦理标准,就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没有建立在全球伦理标准之上的国际关系新模式,人类无法在和平与正义中生存”。
      1991年,这本著作的英文版出版,标题是《全球责任——寻找一种新世界伦理》。基于这本著作和我在美国的演讲,芝加哥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宗教议会请我撰写《全球伦理宣言》的草案。
      1993年,6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出席了世界宗教议会。200名与会代表经过广泛的讨论最后通过了这个《全球伦理宣言》。
      1997年,由前国家元首和前政府首脑组成的国际行动理事会提出了《人类责任宣言》。第一届有关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全球伦理的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2001年,“9·11”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当时很多人都在问:宗教间的对话到底还有没有意义?许多专家与我一样坚信:这个时候正是宗教间对话非常必要的时刻。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起文化间对话的倡议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召集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人士组成一个20人小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工程院院长的宋健博士和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他们的加入对备忘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个小组的成员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围绕“文明间对话”讨论了两天,并向安南提交了一份宣言。
      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在联合国大会上没有一个代表团为冲突辩护,所有的代表团都赞成文化间的对话。联合国全体大会起草了一份正式决议,对话被直接列入其中的议事日程。 
      2009年,第二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全球伦理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0月初在纽约提出了《全球经济伦理宣言》,几周后我在北京大学向中国的公众介绍了这个宣言。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个宣言在中国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刘:感谢您用如此精练的语言向我们回顾了20年来推动宗教对话的历程。的确,20年来,由各方面倡议、推动和开展的对话此起彼伏。我想知道,这番推动宗教对话以达致世界和平的求索,达到您的预期了吗?
      孔:在各种政治冲突中恰恰是宗教界人士和宗教团体为争取和平起到了关键的调解作用。宗教界人士往往被视为公正的和特别值得信赖的人。我举几个例子: 
      ——1994年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期间,穆斯林对受交战双方迫害的民众实施了保护; 
      ——在莫桑比克内战之后,一个国际天主教组织成功缔结和平和约; 
      ——在菲律宾,一场主要由天主教会领导的广泛的非暴力运动促成了民主制度的发展。 
      刘:我认为,对话的至高境界应该是体现互相容忍、承认、尊重、参照和学习,而不是说服对方、表彰自己。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对话促进和平,这样的理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然而,现在世界上仍然存在一些与宗教有关或者说具有宗教背景的冲突与对立,您觉得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宗教对话得到解决吗?
      孔:冲突和矛盾始终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人类之间完美的和谐只是一个愿景。但是现实中可能做到的是相对的和谐。在欧洲我们经历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长达几个世纪的战争以及后来的冷战。但随着时间变化他们之间的关系通过外部的政治事件以及内部对话得到了改善。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WCC,成立于1948年)和天主教会第二次梵蒂冈会议(1962年至1965年)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话是消除紧张达到和谐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中国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成绩显著。
       刘:我相信中国不仅拥有对话的传统,也愿意学习来自各个方面的对话经验,实际上中国也在不断地参与和推动这方面的对话。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您在实践上发起了全球伦理运动,倡导以全球伦理作为实现人类幸福的基础。概括地说,您认为最重要的全球伦理是什么?
      孔:“全球伦理项目”不可能消除所有宗教分歧。这个项目并不是要建立单一的世界文化或者单一的世界宗教。单一的世界宗教只是一种幻想。在信仰和神学上的宗教分歧可以存在并且应当继续存在。然而,我们仍必须在生活中实践这种理念,去寻找一些共同规则,并在这些共同规则的指导下,让各个学校、工厂、社区或民族聚居地的人们可以共同生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显得尤为重要。19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上通过的《全球伦理宣言》强调,有两个方面涵盖了全球所有伦理价值和标准的基本原则,即:人性(仁)和互惠(恕)。 
      第一个基本原则是人性,人性原则关系到每间办公室、每间厂房、每个销售区、每个企业的工作气氛,“每个人(不论男女种族,不论贫富年龄)都应被人性地(而不能被不人道地甚至残忍地)对待”。
      第二个基本原则是“互惠”或者说“金律”。在《论语》、《圣经》、《古兰经》和其他传统中都可以找到,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刘:从您写的书以及发表的有关演讲中我们理解,您将宗教作为人类文化和伦理的核心以及主要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来谈全球伦理。请您谈谈对宗教这种核心地位的看法。
      孔:我很高兴地看到,现在中国也意识到,不应该简单地忽视甚至打击宗教,而应将宗教吸引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来。我对中国宗教为和谐社会建设所作的贡献非常感兴趣。历史事实是: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主要是宗教在推动道德伦理的价值观、标准、态度向前发展。在中国主要是儒学在推动这种发展。我知道(虽然并不完全清楚),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已有超过1亿的公民信仰不同的宗教,有约13万个宗教活动场所,36万宗教教职人员,近5500个宗教组织。所有这些在知识、精神和道德上都会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刘:的确,中国宗教正在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在中国,我们倡导无论信教还是不信教,都应该在“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都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来看,文明的构成是丰富多彩的,是具有包容性的。依您之见,人类文明中是否存在着超越或脱离宗教的伦理?
      孔:当然有。目前中国有许多人是无神论者,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立即断言这样的人群没有道德。人们不需要宗教信仰就可以接受全球伦理价值观。我在关于“全球伦理项目”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信徒和非信徒结成联盟的主张。《全球伦理宣言》明确表示,由宗教创立或制定的原则,非宗教界人士也可以并且应当参与其中。无论是从地理还是从民族和国家的层面上来看,我们所有人现在都在同一条船上。有宗教信仰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们必须为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共同努力。 
      刘:我非常赞同您的这一观点,因为中国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把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充分调动和凝聚他们的积极力量,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的努力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会真诚地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并且积极支持各宗教挖掘和发扬优良传统。比如,中国各宗教之间互相包容,从来没有出现过大的冲突与对立,这是中国宗教的优良传统。从全球的角度看,您觉得中国宗教和睦共处的传统,能够给世界其他宗教处理相互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孔:我在回答先前的问题时已经提到中国儒家的人性(仁)和互惠(恕)原则,涵盖了全球所有伦理价值和标准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中,也体现在中国的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当中。这些原则已经写入《全球伦理宣言》,这就是中国传统为世界伦理作出的贡献。但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基本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其他宗教和伦理传统中都能找到。比如《全球伦理宣言》主要有以下四个承诺: 
      ——致力于建设一个非暴力和敬畏生命的文化(旧约“不可杀人”的诫命); 
      ——致力于建设一个团结和拥有公平经济秩序的文化(“不可偷盗”); 
      ——致力于建设一个宽容和诚信生活的文化(“不可撒谎”); 
      ——致力于建设一个男女平等和友爱的文化(“反对性侵犯”)。
      刘:您曾多次来到中国,您一定比较了解近30年来,中国宗教和宗教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怎样看待这个变化?
      孔:我高兴地看到,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您陪同我去参观的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令我没有想到,那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校园。当然,我也看到了一些不足。但是我们这些欧洲人必须十分谨慎,不可期待其他民族在短期内实现我们自己花费了几个世纪才实现的发展。30年前(1979年)我在北大第一次和儒家学者交谈;现在,尽管有现实主义冷静的考量,我仍然对过去30年间中国发生的积极变化感到高兴。中国当然也会为这些进步感到高兴。
      刘:感谢您的坦率。新中国60年来发生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用毛泽东主席的诗来说那就是“当惊世界殊”!但是用您的“现实主义冷静的考量”,我们确实还有差距,还有不足。我相信我们并没有被阶段性的成就冲昏头脑。比如中国宗教杂志社委托我采访您,就是我们虚心向世界级大师聆听和学习的举动。希望今后有机会继续聆听和分享您的智慧。
      孔:我也很感谢王作安局长和您那天会见和宴请我时所表达的坦率和友谊。因此,接受您的采访并回答您的问题是一件真正令人愉快的事。我也以同样友好而坦率的精神去回答您的问题。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对中国宗教在大时期寻找到合适的道路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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